校长闻德亮与钱振超教授追忆大医往事

    编者按:
    为了更好地挖掘学校珍贵的历史资源，留存大医记忆，近日，校长闻德亮走访了见证大医创建和发展的老一辈亲历者——病理生理教研室离休教师钱振超教授。通过面对面的交流，与其探寻有关大医创立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些老故事、重大事件，共同感受大医精神。已85岁高龄的钱振超教授精神瞿铄，身体硬朗，思维清晰，对往事记忆犹新，他向大家娓娓讲述了学校发展历史上，一些鲜活的人物和难忘的往事。本报记者将钱振超教授讲述的大医往事进行了整理，现摘编如下，供师生学习感悟。

大连医学院承办卫生部高级师资进修班

    解放初期，我国医学教育事业发展迅速，但师资力量严重不足，为了解决全国各医学院校医学基础课各专业高级师资的配备问题，卫生部举办高级师资进修班，将全国各高等医学院校高年级学生统一抽调，按专业需求分别派到16所医学基础课师资力量较强的医学院校，按专业师资进行培训，结业后由卫生部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分配。
    50年代初期，大医有着较好的师资力量，这些都得益于大连医学院老院长沈其震。沈其震院长很了不起，他毕业于同济大学，后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院学习并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他是老革命，曾任新四军卫生部部长、中央军委卫生部第一副部长。沈其震院长对大连大学医学院的建立和大连医学院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尤其是在师资方面，为满足学校教学事业的快速发展，他利用自己各方的关系去动员，聘请了大批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来校担任教师和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一方面，沈其震院长委托他在国统区的胞弟沈其益在宁、沪等地招纳人才。沈其益通过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关系，动员该社所联系的知识分子，如张毅、魏曦、叶兴杰等人，到解放区大连工作，还动员了他在中央大学的学生吴汝康、薛社普等人。另一方面，沈其震院长通过郭沫若联系了因对台湾政治不满而去香港的李辰、陈文、周辉、邱宝云及其姐邱琼云等台湾人，同时还亲自联系在香港通过各种关系结识的国外华侨学者，总计数十人，在1949年大连大学开学前后，陆续秘密乘外国船只经过香港后辗转来到大连，为大连医学院教师队伍的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优良的师资队伍，带动了相关专业的发展。正因如此，在卫生部选定的高级师资进修班16个培训点中，就有大连医学院。建国初期，大连医学院高级师资班共有四个专业：生理学、解剖学、微生物学和药理学。生理学带教老师是吴襄教授，曾留学美国，他主编的《生理学大纲》，在海内外都有较大的影响，我和韩济生当时进修的就是生理学。解剖学专业带教老师是吴汝康教授，他是留美博士，倾向于古人类学研究，后调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吴新智就是考了他的研究生，后来成了古人类学家。微生物学专业带教老师是魏曦教授，他是以研究员身份到美国哈佛大学从事斑疹伤寒立克次氏体研究，并获突破性成功受到奖励，后调到中国医学科学院微生物学研究所，是我国微生物学的奠基人之一。药理学专业带教教师是张毅教授，他是留英博士，主编全国药学专业的《药理学》教材，在药理学教材建设及推动我国药理学发展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
    后来为了支援各方医疗建设和科研院所，大连医学院的教师有很多人被派往别处。1952年，沈其震院长被派往北京筹建中央卫生研究院，并于1956年建设成为中国医学科学院，沈其震担任第一任院长，魏曦、吴汝康、杨简、薛社普等10名知名学者先后随沈其震院长一同前往。沈其震院长调到北京工作以后，一直关心大连医学院的发展，继续尽力支持大连医学院的工作。而后的大跃进时期，学校又大规模支援省内多所医学院校，如：1958年，学校抽调20名教师前往鞍山医学院，协助鞍山医学院开展学生教学工作；学校还抽调组胚、生物等教研室部分教师支援辽宁大学；有一些教师还被抽调到锦州医学院；在丹东还成立了大连医学院丹东分校。这个时期，随着国家和省内医学科教事业的发展，大连医学院的一些顶梁柱，确是分散了一批，而这些，都是大医曾经辉煌的标志和为社会所作出的贡献。

大医与遵义医学院血脉相连

    上世纪60年代，国家搞三线建设。当时，很多军工企业去了贵州，飞机的011，导弹的061，还有遥控的083，三个基地都去了，他们都是上海乃至全国有名的企业。去了以后，需要有医院等相关配套。最初，卫生部是决定将大连医学院迁往四川省自贡市的。后来，中共中央西南局决定将大连医学院改迁贵州省。
    南迁遵义时，上面的意见是不要伤筋动骨，最初的考虑是大连医学院继续保留，与山东的青岛医学院各切一半到遵义，后来不知是出于什么考虑，青岛医学院就不动了，由大连医学院整体迁往遵义，从事基础教学的都去，附属第一、第二医院的一部分具有学校编制的医生也一同前往，这在当时影响很大，由于不少医生家属在大连，所以都很被动。最后，长春路医院变动不大，附属二院的医生基本都去了。
    当时，到达遵义20天后，医院就开诊了。大连医学院南迁遵义，我们认为是再建了第二所学校，全体教职工尽心尽力，没有丝毫懈怠。但遵义其实也不需要如此多的医生及学校师资，遵义当时人口少，再加上病种少，学校与医院都得不到较好的发展，直至1978年秋，国务院下发文件正式批准大连医学院复办，经卫生部与贵州、辽宁两省协商确定：根据大连医学院复办的需要，同时考虑遵义医学院教学的需要，将大连医学院内迁的人员部分调回大连，原则是尊重个人的意愿，但回迁人员只可带一名孩子回到大连，即使这样，还是有大部分教师分期分批迁回大连，开始了“复办大医之路”，但大连医学院的全部文书档案，也像图书设备等一样，都留在了遵义。
    遵义医学院和大连医学院在我看来，就是一所学校分成两个，这是真正的两个亲兄弟学校，没有大连医学院的南迁，也不会有遵义医学院的建立发展，如今遵义医学院发展很好，最近在珠海又新建分校，我们发自内心地高兴。我们学校发展的历史过程，每个人都是明确的，我们先创建大连医学院，然后南迁遵义成立了遵义医学院，改革开放后又重新回到大连，复办大连医学院，如今发展成大连医科大学。我们应从大局出发，齐心协力，求同存异，注重两所学校的联系与沟通，相互谦让，齐心协力，真正做到有利于两所学校未来的发展。所以我觉得，我们大连医学院的精神是“五湖四海、同心协力、极尽所能、攀登高峰”。

人才培养是一所学校的核心任务

    人才培养是一所学校的中心任务，也可以说是最核心的任务，这个“人才”得有“才”，也得有“技术”，这两者都应兼顾到。大连医学院建校之初，就招纳来自五湖四海的知名学者来校任教，所以它有一点北大的气度，也就是“兼收并蓄”，它不在乎你是台湾来的，也不在乎你是国民党国防医学院的。就如叶兴杰教授，他是1939年上医毕业的，毕业时就是很进步的一个人，解放前在国防医学院任外科教授，后来国民党要求他迁去台湾，他假装答应，和十几个人打着去台湾的旗号，就经香港来到大医。从这个方面看，大医也有上医的风格，这些已有的风格需要继续保持。
    现在社会发展很快，培养人才时就要力求创新，现在两会不是都提到“万众创新”吗？在这方面，要不拘一格，努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让他们能够动手解决问题，尤其是去解决病人的问题。
    对于“5+3”模式，我表示很赞成。大医近年在全国大学生临床技能大赛中多次名列前茅，我对很多大医的校友说，这是  我们过去所没有的。现在的“5+3”培养模式也从这方面考虑，更加注重学生的临床操作技能，经过5年的基础学习，另外3年不是去做一项课题，或去写一篇论文，而是进行住院医师规划培训，还要获得医师资格证，这样医学生从学校出来后，就不会出现学那么多年却连病都不会看的情况，以后病人也都会满意。当然，这其中德育是不能忽略的，要加强这方面的教育，注重学生德育的发展。我们是医科大学，“医者仁心，大医业精”应是我们的目标和信念。
    对于学校实行的留学生教育，我是非常赞同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学生来大医学习，我们是非常欢迎的，他们在这里学习医学知识的同时，也学习了中国的语言、礼仪和传统文化，反过来这也推动了负责留学生教育的老师们外文水平的提高，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对于医学高端人才的培养，我们要从基础做起，做好研究和调查，千万不能揠苗助长。我们学校能拿全国高等医学院校大学生临床技能大赛特等奖，其他的也是可以尝试的。要看学生是哪块料来因材施教，同时学校还要提供良好的政策支持。
    当代大学生一定要好好珍惜在校的美好时光，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首先，“德”定方向，它起到政治引领作用；“智”是你的能力，学习要活学，切勿死读书。我在大学考试时，考前只看一遍，不仅要看懂，还要“消化”，第二遍我就象过电影一样，经过这样的努力，我的成绩还是不错的。“体”就是锻炼好身体，我抗战时生病许久，家里穷看不起病，所以我才考医科院校。青年人一定要勤加锻炼，但要把握好度，如果象运动员那样锻炼就有点超过极限了，所以还是要适量运动。“美”的标准要定好，内在、外在还是要兼顾。“劳’就是要多劳动，虽然是独生子女，但还是应该多劳动，通过自己的双手去创造价值。
    大连医科大学是我一辈子成长、工作的地方，我对大医有着很深厚的感情，也对大医将来的发展抱有很大的信心。在我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愿意为大医的发展继续做出我的贡献。
（整理人：韩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