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路充满艰辛

    1917年，薛社普出生在广东省新会县古井镇竹湾乡的一个农民家庭。薛社普童年生活很苦，1926年，薛社普的母亲因病去世，那一年，他还不到9岁。母亲去世后，父亲又娶吴氏为妻。由于家庭不富裕，薛社普从小就跟随母亲干活，直到9岁还没有念书。薛社普的二姑在距离竹湾乡六七里的文楼乡，当地有个古井小学，教学水平很高，于是二姑出钱安排薛社普去那里读书。
    薛社普读书十分刻苦，成绩也很好。那时候，薛社普每天从家到学校要走30分钟，他也不觉得苦，穿得比别人差也不在乎。特殊的家庭环境培养了他独立思考、独立应对问题的能力。小学毕业后，薛社普考上了广东省最好的中学——广雅中学，当年古井小学只有他一个人被录取。这在乡里相当于考上了秀才。初中毕业后，薛社普又以优异的成绩在广雅中学直升高中。
    1938年，薛社普高中毕业，被国立中央大学博物系录取。国立中央大学本来在南京，但那时南京已经沦陷，该校已经搬到重庆。从广东到重庆太遥远了，薛社普拿着哥哥嫂子给的几十块钱还是很难成行，幸亏在香港的舅母为他出了路费，还给他买了件皮袄御寒。薛社普对此十分感激，至今仍把那件皮袄作为纪念品珍藏。

离诺贝尔奖很近

    在国立中央大学，薛社普遇到了对他影响极深的一位恩师——王希成。王希成当时是中央大学博物系的系主任，他曾赴德国留学，导师是因创立胚胎诱导理论获得 1935年诺贝尔奖的施佩曼。王希成当时在中央大学教授实验胚胎课。这门课程深深地吸引了薛社普，他经常去找王希成求教，王希成也很欣赏这个勤学好问的学生。薛社普毕业后，王希成聘任他做助教，并录取他为硕士研究生。薛社普说： “我这一辈子的恩师有两个，王希成就是其中之一。 ”可以说，是王希成开启了薛社普终生事业的起点，维克多· 汉布格则帮助他确立了毕生科研工作的方向。
    1943年，薛社普结了婚，翌年女儿出生，但他并没有就此放弃“科学救国”的理想。并于1946年通过公费留学考试，在同乡的帮助下于1947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
    在芝加哥大学，薛社普品学兼优，各科成绩均为A，由于对实验胚胎学、细胞分化十分感兴趣，在导师保罗 · 维斯的推荐下，薛社普于1948年转学到华盛顿大学， 师从“神经发生学之父”维克多 ·汉布格。
    汉布格是鸡胚专家，尤其是鸡胚神经发生学的权威，在国际上首创了鸡胚实验胚胎学，他也是施佩曼的学生，与王希成是师兄弟。汉布格在学习和生活上都对薛社普帮助很大。薛社普初到美国时虽然领了奖学金，但还了船票钱和交了学费后就所剩无几，不得不打零工解决生活费。而到了华盛顿大学之后，汉布格不但免了他的学杂费，还介绍他帮系里的两位教授画插图，从而使他的生活费有了着落。
    受施佩曼胚胎诱导的启发，薛社普开始思考：神经管发生初期，从头到尾的神经管细胞都是一样的，4天以后，颈部的细胞逐渐退化，而胸部神经管细胞由于与周围的上肢及内脏的神经支配微环境有关，就特别发达，形成该区脊髓的相应细胞柱区。假如我把颈部神经管细胞切下来，移到胸部神经管的位置上去，会不会受胸部环境影响，发展成为胸部脊髓相似的细胞柱区呢？如果结果是肯定的，那不就说明细胞分化可以被调控吗？“细胞分化一旦决定和已分化后即不可逆”的传统概念难道不值得怀疑吗？
    薛社普的想法得到了汉布格的赞赏，同时也告诉薛社普在显微镜下进行胚胎脊髓区段移植难度很大。
    鸡蛋不大，鸡胚很小，4天胚龄的鸡胚更小，薛社普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夜以继日地手术、观察、分析，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试验，终于在 1950年冬实现了使原先退化死亡的颈段脊髓运动区细胞在新的微环境下存活下来，并分化形成类似胸区脊髓的细胞团区，甚至出现新的 Terni 节前交感神经柱，证明了神经细胞的生长、退化和分化可在一定条件下予以调控。汉布格对此非常满意，根据此实验结果写成的论文，还发表在美国权威期刊上。十几年后，英国发育生物学家约翰 · 戈登通过实验，成功地将美洲爪蟾的小肠上皮细胞核注入去核的卵细胞，并使之发育成为成熟的爪蟾，打破了传统的干细胞生长不可逆的观点，彻底改变了人们对细胞和器官生长的理解。这一发现后来被发展为克隆技术，引起世界瞩目，戈登本人也因此获得2012年诺贝尔奖。但是人们不知道，早在1950年的那个冬天，薛社普与这一发现已近在咫尺。

学成归来报国恩

    1950年6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薛社普得知后归心似箭，他暗暗加快了实验进度，终于提前半年完成博士论文。1951年初，薛社普谢绝了有关单位的盛情挽留，在导师的帮助下毅然返回祖国。临行前，汉布格谆谆叮嘱他要坚持科研，执着求索。汉布格的学术成就、坦荡胸怀和不计名利的品格，都给薛社普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回国前，薛社普曾接到老同学的来信，代表大连医学院院长沈其震邀请其回国教授人体胚胎学，同时还接到了其他同学邀请，但与妻子商量后，他还是决定北上大连。在大连医学院，薛社普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不但受到沈其震院长亲自迎接，学校还分配了他一座在老虎滩海滨的小洋楼。
    薛社普在大连医学院承担人体胚胎学课程。胚胎学在形态科学中是后起之秀，不如组织学、解剖学发展成熟，且胚胎很小，这门课很难讲。为了讲好它，薛社普想了很多办法。当时的教学资料都来自国外，为了建立中国自己的教学资料，他亲手绘制了中国人胚胎早期发育图，请绘图员画成挂图，还把许多平面结构变成了立体图形，这在国外也是没有的。
    1955年，薛社普应邀来到北京，到北京卫生研究院任副研究员，他的工作重点开始转向科研。1958年，中国医学科学院实验医学研究所成立，薛社普任副主任。从应邀进京到文化大革命初期，薛社普开展了继续鸡胚实验研究、对“活体质学”的实验评价，以及早期鸡胚发生发育中诱导分化等项目的研究，取得了国际领先的成果。

“学术问题不能太功利”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薛社普被卷入了群众运动，他被下放到江西的一处五七干校。
    1970年，离开五七干校的薛社普从江西永修来到位于四川简阳的中国医学科学院实验医学研究所。重新开始科研工作的薛社普调整了研究思路，停止了鸡胚研究，但是细胞分化调控的科研大方向并没有改变。当时研究所的分院有一个任务——开展男性节育药棉酚的研究，薛社普欣然受命，从此开始了对棉酚调控精子发生的研究。
    棉酚是一种从棉籽中提取出来的酚类化合物。如果能够将棉酚制成男性节育药，对中国乃至世界人口控制都会产生深远影响，尤其是其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男性避孕药。
    薛社普很快掌握了相关知识，及时组织科研组成员分工协作，所里其他同事也来帮忙。研究过程中，薛社普还创造性地将放射自显影术应用其中，用14C标记棉酚喂服大白鼠以便观察，创国内外此类研究之先河。
    经过十余年的努力，薛社普带领的研究团队最终建立了节育药的动物实验模型，起效评估指标和一整套功能与形态定位、定量、定性的检测技术方法，对男性节育药棉酚，以及其后的雷公藤单体等药物的抗生育作用机理进行了开拓性的系统研究。他们的这项研究在国内发表论文70多篇，出版专著1本，还有临床试用记录 8806份，并于1986年和1987 年分别获得卫生部及国家计生委的科技进步二等奖，还引起世界卫生组织（WHO）和美国人口委员会的高度关注，薛社普还受到美国人口委员会的邀请，赴美交流。
    可以说棉酚是薛社普70年科研生涯的辉煌一页。进入21世纪后，对棉酚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很多专家认为，棉酚作为一种经过近万例临床试用有效的药品，如果其毒副作用能够设法解决，完全有可能成为国际上第一个男用节育药。香港的一家企业表示有意投资500万元支持此项研究，并首付50万元人民币。薛社普非常高兴，立即制定了新的研究方案。后来，棉酚研究基本成熟，但其起效周期只能缩短至4周，对方觉得时间过长，担心市场前景，无意继续投资。薛社普对此十分惋惜，他多次呼吁： “看待学术问题不能太功利！”我国对棉酚的研究已经开展30多年，薛社普院士对此有着割舍不掉的深情，他说： “希望我活着的时候能够看到棉酚做成一个药。 ”

红细胞开启新征程

    1984年，薛社普68岁，这一年，他的“可调控小鼠脊髓瘤恶性生长的网织红细胞胞质体杂交模型”成功建立起来，此时，红细胞已成为薛社普论证细胞分化可调控性研究的新模型，正发展为与精子具有同等地位的细胞材料，它也将薛社普学术生涯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哺乳动物红细胞的发育包括早幼、中幼、晚幼排核、网织红细胞四个阶段，红细胞分化到晚幼红细胞时，细胞核越来越浓缩，高度浓缩后，细胞核就会被排弃掉，形成网织红细胞，最后形成成熟的细胞。薛社普猜想在浓缩过程中，细胞核中有一个浓缩因子，而排弃过程中， 应该有一种红细胞排核因子 （EDDF） 。
    薛社普认为，红白血病与失去正常存在于红细胞中的排核因子有关。他认为，如果把自然存在于红细胞中的“排核因子”或“核浓缩因子”输入到血癌细胞中，也许能抑制细胞核的分裂失控。
    为了获得红细胞分化排核因子，薛社普领导研究小组做了大量工作，在多方支持下，终于取得成功，分别从小鼠、兔和人胚肝造血细胞中提纯到 EDDF蛋白，测定了氨基酸序列及 cDNA片段序列。并克隆出6种EDDF 相关基因家族成员的全长序列或EST序列，经查实，均为新发现的基因序列，这一成果远远领先于国际水平。
    体外实验表明提取的因子可以诱导癌细胞，促使其分化，这种细胞再移植回裸鼠体内未再长瘤，这再次证明了细胞分化的可调控性。此项研究历时十几年，发表论文70多篇，部分阶段成果获得卫生部 1988年及1991 年科技进步二等奖。薛社普多次应邀在国际国内作相关报告。

“有一分钟做一分钟”

    薛社普将他的科研工作概括为十个字：“一个思路，两个细胞材料。 ”一个思路就是“以我为主开展细胞分化可调控性研究” ，两个细胞材料是指精子细胞和红细胞。围绕这10个字，他付出了70个春秋的辛苦劳作，坚持“以我为主，不追风” ，锲而不舍地用这“两个细胞”探究那些国际热点课题和迄今尚未解决的细胞分化可调控性问题。他还将细胞的增殖、分化、去分化（恶性变） 、再分化 （恶性逆转） 顺理成章地联结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的成果体系。对待工作他始终不遗余力、 精益求精。 薛社普80岁以后，女儿常常劝他“歇歇” ，薛社普写信把女儿批评了一顿： “我现在还能做贡献就要好好做，有一天做一天，有一分钟做一分钟，你怎么能有这种想法？”2006年，90岁高龄的薛社普仍在国际期刊上发表第一作者论文。2010年，93 岁高龄的薛社普，又起草了一份课题申请书： 《细胞增殖与分化及癌变的研究》 ，继续推进对“浓缩因子/去浓缩因子和去核分化因子（EDDF） ”的探索。
    如今薛社普院士已经95岁高龄，他依然精力充沛，思路清晰，酷爱大自然，喜欢花鸟鱼虫，擅长书画，兴之所至还会提笔赋诗，更没有停止工作。前不久，他又承担起多媒体《中华医学百科全书》医学细胞工程卷主编的工作。有人向他询问长寿的“秘诀” ，他说最大的秘诀就是“心宽” 。

  （本文节选自《首都医药》2013年1月，材料编自《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薛社普小组）

    薛社普（1917—）广东新会人，胚胎学及细胞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43年毕业于重庆中央大学博物系，1947年于同校生物系获硕士学位。1951年于美国华盛顿大学（圣路易）获理科哲学博士学位。历任大连医学院解剖科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教授、中央卫生研究院实验生物系主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实验医学研究所和基础医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协和医科大学人体胚胎学主任、中国解剖学会理事长、国际解剖学联合会理事、国际形态科学会委员会委员及WHO人类生殖学男性组评议委员等职。